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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实证研究看台湾医疗过失的刑事责任

作者 时间:2020-07-25 阅读次数:603
本文期待透过实证研究呼吁国内法学界对医师承受医疗过失刑事责任之严厉做法予以修正。 消费者意识高涨 医病关係面临挑战 当今社会是消费者意识高涨的时代,而且病人也可大量获得医疗照护资讯。在医疗照护资讯的快速传播与轻易获得的情况下,加上媒体的宣传,传统的医病关係已经大大地改变。近几年来,病人自主权急速提升,医师在医疗处置的决策地位已被病人人权提倡者所褫夺。因此,医病关係正急遽改变。当病人或其家属不满意医疗结果时,医病关係就面临挑战。法界学者归纳在我国医疗纠纷案件遽增之原因,大概如下:(1)医疗需求的不断扩充;(2)医疗期待的大幅提升;(3)新兴医疗仪器、药品或治疗方法的大胆尝试运用(陈忠五,2004)。一方面反映出病人自我保护意识及消费者意识增强。在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大众对医院的医疗服务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台湾医师所承受的压力 世界第一 西方各国对医疗过失的处理,均採取比交通事故等其他业务过失更为宽宥的态度。德、日等国刑法学界认为基于合理信赖原则及可容许风险原则,医疗过失应减轻或免除业务过失责任。至于英美等海洋法系国家,则完全以民事诉讼来解决医疗纠纷。目前,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上,极少以刑事责任追究医疗过失,仅有少数国家以刑法规範医疗行为。我国医疗过失的刑事案件确佔所有医疗纠纷案件的大多数,成为「世界第一名」。从而,台湾医师承受着全世界绝大多数医师所不须承受的压力,这是医界难以接受的。台湾这种错误的制度只会造成病、法、医三输,并非台湾人民之福。 美国医疗事故做法 美国传统上,医疗事故係在民事法庭解决受害患者或其家属之损害,极少提起刑事诉讼。在美国,当被告医师的医疗照顾品质或治疗水準未能达到当时当地的水準,因而发生诊断错误、判断错误或治疗失当时,通常被认定为医疗疏忽或不良执业,而以民法的不尽责处理。麻萨诸塞州最高法院认为医师之良好诚实的错误判断或无心过错,不应以刑法处理。美国司法官审理医疗纠纷时,若被认定为「一般过失」,通常以民法处理,只有在下列情况,才可能被认定是「重大过失」,以刑法起诉:(1)承办医疗保险有诈欺行为;(2)对病人有性侵犯行为;(3)非法处方或使用管制药品;(4)医疗行为严重地或故意地、且极端偏离执业标準。也就是说,在美国必须因重大忽视医学学理,或于治疗的实施或选择有重大过失,缺乏使用器械的技术,或对病人未有适当的注意,致对病人的人身安全有重大的缺乏专业能力、重大的不注意、或鲁莽的漠不关心,方可构成刑事过失(陈怡安,2000)。客观上,注意义务的偏离应达到明显重大的程度,才有成立刑事过失启动刑事处罚之必要;医师主观上对于注意义务之违反,亦必须达到不道德与轻率之程度,否则其主观心态并无以刑事责任加以非难之必要(张明伟,2008)。在美国法制史上,以刑事司法系统处理医疗纠纷之案件,可追溯至西元1809年之麻州诉汤普森案。1809年至1981年为止,上诉法院大约审判了15个类似的案件。在其后的20年里,仅有24案件进入了下级法院的审判程序(0.004位医师/百万人口),其中有5名医师被判刑。 日本医疗事故做法 日本在1974年和2003年之间,总共有100位医师被起诉,88位医师被判有罪。但是,在2000年和2006年之间,确有106位医师被刑事起诉。也就是说,近年来,日本平均每年15位医师被刑事起诉(0.12位医师/百万人口)。日本法界学者认为医师被起诉数字的增加可能是由于社会大众担心医疗错误的增加。在1999年,两起医疗意外事件经大众传播媒体的渲染而造成医师被起诉的向上趋势。事件一:一位心脏病病人和另外一位肺肿瘤病人被误认而给错手术。事件二:在一所大都市的医院的一位护士因给错药而造成病人的死亡。 台湾医疗事故做法 我国学说与实务有关刑事过失之判断,均以一般轻过失为标準,因此只要行为人之行为违反了相关的注意义务,不论注意义务违反的情节轻重,一概认为其行为该当刑事过失之评价。我国刑法并未探讨轻过失与重大过失之问题。纵使是行为人所犯的仅是轻微过失,也仅在量刑上考虑而已,并不影响过失犯之成立(张明伟,2008)。台湾地区医疗过失刑事案例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依1993年陈荣基医师等学者之「台湾医疗纠纷之现况与处理」调查发现台湾医疗纠纷诉讼案件的类型以刑事附带民事起诉者最多(82.3%),判决结果病人胜诉佔3.4%。根据笔者年于东吴大学法研所的实证研究,在21世纪的最初4年内,台湾共有15件刑事诉讼医师败诉「确定」的案件。也就是说,平均每3个月有一位医师被判刑定谳。「有罪的」医师全来自「内外妇儿」四大科与重症科(麻醉科、急诊科)。根据笔者最近之研究,2000年至2007年,全台湾仅有的74名心脏外科(重症科中的重症科)专科医师中,竟有6名医师被刑事起诉,多为极资深优秀医师,被起诉者三分之二为主任级以上(含院长级)医师。其中一名主任级医师被判刑定谳,败诉率高达16.7%。台湾每年地方法院医疗诉讼刑事判决数,平均每年43案件(1.95位医师/百万人口),与心脏外科医师比较,其p值小于0.0001,统计学上非常有意义。医师败诉率约为7%,与心脏外科医师比较,其p值等于0.024,统计学上相当有意义。若以统计方式分析,医疗纠纷刑事诉讼新案件发生率:台湾远大于美国、台湾远大于日本、日本远大于美国。台湾刑事诉讼新案件发生率是显着地高于其它两国(p值小于0.0001,统计学上非常有意义。)。从而,在台湾,风险越大的科别之医师,越易败诉。目前,医学系的优秀毕业生多不选择「劳心劳力」、又「容易被告」的科别。 订定机制汰除不适任医师以确保医疗品质 为何医疗过失案件要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美国法界学者认为,刑事制裁手段或可成为填补民事制裁手段不足之工具。然而,在美国执业的医师绝大部分都有加入医疗过失保险体系,保险公司握有拒绝承保或增加保费的权力。若医师反覆出现医疗过失行为,势将被保险公司拒绝承保或增加保费。美国赔偿金额极大,若未加入医疗过失保险体系,医师根本不敢执业。从而,医疗过失保险体系与民事诉讼仍有淘汰不合格医师之效。此外,日本平均每年15位医师被刑事起诉,佔所有医疗诉讼案件百分之1.6。美国平均每年1.2位医师被刑事起诉,佔所有医疗诉讼案件不到万分之1。如此低的刑事起诉率是否足以产生坚强的外控机制以汰除不适任医师,以确保医疗品质,实在另人怀疑! 经常性医疗纠纷之刑事诉讼需耗费极高的「防卫性医疗」 台湾法界人士绝大部分都主张基于平等原则、保护生命和身体法益,医疗过失应负刑事责任。他们虽然认可医疗行为有不确定性和高危险性,但仍主张不能因为有民事赔偿,就可以不论刑责,否则将衍生弊端(蔡振修,2004)。然而,从实证研究可知:外国的司法实务极少对于医疗过失追诉刑事责任。因医疗纠纷而经常性的提起刑事诉讼乃台湾所特有,会造成耗费极高的「防卫性医疗」,对医病关係极为不利。从而,医疗刑事诉讼会造成医病双输,应为智者所不採。 未来展望 未来修法时,一、医疗过失罪之构成要件,宜修正为:「在客观上注意义务的偏离达到明显重大的程度」,亦即将医疗法第八十二条第二项修正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师因执行业务致生损害于病人,以故意或过失为限,负损害赔偿责任。除严重不负责任外,不受刑事上之诉究。」;二、免除过失轻伤害的刑事责任,减轻过失致死及过失致重伤害之刑罚;三、善用「缓起诉制度」和「罪刑协商制度」,以达成「準去刑化」之目的。但为使台湾人民安心,「去刑化」仍须在立法上有配套措施:一、比照交通事故的第三责任险,建立有强制性的「医疗责任险」,使病人家属获得快速赔偿,欧美日本各国多有此制度;二、医疗纠纷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前,应强制「调解」,因为此时医病双方较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三、缩短医疗纠纷民事诉讼案件之处理流程,诉讼费用在判决前由医疗责任险成立的基金暂垫。  附注: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过失医疗行为应否负刑事责任之探讨」学术研讨会,台湾刑事法学会主办,2008年12月7日。 本文作者【林口长庚心脏外科教授 林萍章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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